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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癌症确诊患者都有“悔不当初”的感慨。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新发恶性肿瘤患者482万例，死亡257万例，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肝癌和胃癌病例数位列前五位。资料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肿瘤早期诊断率偏低，同时肿瘤筛查和预防措施存在不足，许多肿瘤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

空腹采血、填问卷，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徐宁起初觉得不过是一次普通体检。三天后，他接到了那通电话，对方告知他的CA19-9指标偏高。CA19-9即糖类抗原19-9，是主流的肿瘤生物标志物之一，正常上限是37单位，而徐宁是41。肿瘤标志物是肿瘤细胞释放的一类物质，存在于体液和组织中，是辅助筛查、疗效监测以及随访的参考指标。CA19-9和胰腺、胆道、消化道肿瘤高度相关。

“胰腺癌？”这是涌入徐宁脑海的第一个词。他搜索得知，胰腺癌五年生存率不足10%。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段时间他吃不下饭，“甚至开始考虑遗嘱”。当务之急是复诊。但直到3个月后他才在工作地上海的一所三甲医院获得了确切的诊断：慢性胆囊炎。他之所以拖延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害怕医院对自己下‘死亡判决’”。

齐鸣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今年3月，65岁的他做完了第三次结肠息肉切除手术。长期吸烟的他曾因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就医，他的女儿看到医院正在开展免费的结直肠癌筛查项目，顺手给父亲报了名。没想到买球的app，齐鸣确诊了直径1厘米的结肠腺瘤性息肉，这是肠癌最主要的一种癌前病变。由于结肠息肉多次复发，他经常向女儿诉说“梦到得癌症”“一查出就是晚期”的焦虑。之后几乎每个月，齐鸣都花费数百元购买粪便潜血试剂盒在家自检，等待检测结果的那几天，也是他情绪波动最大、食欲最差的时候。偶尔检测出潜血阳性，便仿佛“天塌了”。

许多受检者将癌症筛查形容为“开盲盒”，而癌症就是其中的小概率“隐藏款”。随着国内癌症发病和死亡人数的上升买球的app，患癌焦虑正持续扩散。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登记办公室主任陈万青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内癌症谱系呈现新的变化，与感染、饮食、卫生条件相关的食管癌、胃癌、肝癌等上消化道癌症负担有所下降，但与城市化、生活方式相关的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等发病率持续上升。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专家张晓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结直肠癌属于“富贵癌”。从临床数据来看，虽然老年人仍是最高危人群买球的app，但消化道癌存在年轻化趋势，胃癌、肠癌等在50岁以下人群，特别是年轻女性中的发病率近年来显著上升。年轻患者大部分有家族史。陈万青指出，国内癌症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正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这表明近年大力推行早诊早治后，患者有直接获益。

张晓东从2018年开始在医院推行消化道癌的早期筛查，目前其团队共筛查了5000多例买球的app，癌症的检出率为1.3%左右。大部分50—60岁患者是其亲友、子女拉来的，真正主动筛查的患者不到10%。张晓东指出，大部分结直肠癌由息肉演变而来，而且通常十分漫长，早期病程可达5—10年。像齐鸣这样反复多次检查没有必要，但完全忽略筛查更不可取。早期结直肠癌的治愈率可达80%—90%，而晚期则降至20%以下。

虽然宣传多年，但许多癌症早筛项目的参与度仍很低。安徽省肿瘤防治所副主任医师、安徽省预防医学会癌症筛查与早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家开展的淮河流域地区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中，肝癌、胃癌、食管癌的参与率分别是45.4%、28.6%和26%，这还是针对高危人群的筛查数据。他认为，目前大多数公众意识还停留在“有症状再检查”的阶段。

结直肠癌早筛一定要经过肠镜这一关吗？国内外结直肠癌早诊指南都推荐基于粪便检测的筛查技术，作为普通人群的初筛手段。其中，粪便免疫化学测试(FIT)用于检测粪便中肉眼不可见的微量血液，结果较为准确，已成为最广泛的早筛技术。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发布的《中国结直肠癌早诊早治专家共识》，40—74岁一般人群推荐每5—10年做一次结肠镜检查，如筛查对象拒绝结肠镜检查，采用FIT初筛，初筛阳性者再推荐结肠镜检查。

但FIT产品有着15%左右的假阳性率。近年来，粪便DNA检测技术发展迅速，该技术检测粪便中肠道肿瘤脱落细胞的DNA变化，是液体活检的一种。液体活检是近年来最炙手可热的早筛技术。血液、尿液、唾液、脑脊液等都能成为检测样本。徐辉介绍，液体活检采样方便，可用于癌症的辅助诊断，也能在治疗阶段为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提供决策支持，在预后管理中作为癌症复发风险的预警指标。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长期研究鼻咽癌早筛，2017年便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超过2万人的人群研究买球的app，基于液体活检的鼻咽癌早筛的灵敏度是97%，特异性是99.7%。卢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系列研究最重要的结果是，没有做液体活检早筛的人群中检出的鼻咽癌80%是中晚期，而进行过筛查的人群检出的鼻咽癌70%是早期。鼻咽癌的死亡率因筛查从40%降到3.7%左右。可以说，液体活检方法有望成为鼻咽癌筛查的金标准。但对于其他癌症，还需更多实证。

肿瘤标志物筛查是液体活检的一员。多位受访专家称，事实上，某些器官的良性增生，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身体本身存在炎症等都可能导致肿瘤标志物水平异常。徐辉举例称，某受检者去进行前列腺癌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PSA指标偏高，但其实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前列腺充血刺激等情况都可能导致PSA水平异常。反之，肿瘤标志物水平正常也不代表一定没有患癌。

《中国新闻周刊》在社交平台上以受检者身份咨询了若干检测机构，部分机构会用一两项免费标志物作为引流，最终推销的是昂贵的全套防癌检测，而其中有些项目没有明确临床价值，比如山东某体检机构推出的“循环肿瘤细胞检测(CTC)”，单次2400元，其实是液体活检的一种，国内外指南都不推荐用于无症状人群的筛查。被问及销量时，该机构客服称“卖得很好，大部分都是子女给父母买，买来不亏”。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CTC的分析方法和标准业内尚未统一，不同机构、不同仪器的测试结果可能不同买球的app，上限值也没有统一规范。

多位受访者指出买球的app，由于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开展大规模人群筛查就不可避免出现过度筛查和筛查不足。陈万青认为，过度筛查的边界在于“有没有真正让患者获益”。如果筛出的是低风险、进展缓慢甚至终生不会影响健康的病变，却带来了过多检查、穿刺、手术和焦虑，就是典型的过度医疗。癌症筛查的目标不是尽可能多发现病灶，而是减少死亡、减少伤害、提高防治效率。这需要“做减法”：专注高风险人群，减少盲目开具的侵入性检查。

筛查后显示健康，受检者的钱就浪费了吗？在张晓东看来，癌症早筛的首要目的不是筛出癌，而是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在她所在的医院，门诊很多外科医生初诊时，发现患者早期肠癌可以直接手术，但是多学科会诊发现肺上、肝上有结节，如果没有既往影像检查做参考，就无法确定结节是不是转移病灶。这将直接影响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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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二专题聚焦党性这个关键，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对于厚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买球的app，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绩观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党性问题。党性是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共产党人的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是党的性质在党员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这些都是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决定着党员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决定了一名党员如何认知、如何行动，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干事创业。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有什么样的党性，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党性对政绩观起着“总开关”与“总闸门”作用，是干部修身立德、履职尽责、创造政绩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原则。

党性强则政绩观正，党性弱则政绩观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买球的app，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蜕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谈到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焦裕禄同志的事迹。焦裕禄同志面对兰考自然灾害的肆虐和贫困落后的实际，立下“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雄心壮志，走到哪里就把实干苦干的标杆树到哪里，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干实绩深刻诠释了正确的政绩观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坚如磐石的党性之上。谈到错误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批评一些地方和部分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的表现，比如：有的人觉得要想得到认可就要出头露脸，最后变成出头露脸就是工作、就是政绩；有的人造假政绩信手拈来，脸都不红，如此等等。政绩观偏差固然受到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但根子上还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没有坚强的党性，就会“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这样必然会“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只有从党性着手，才能从根本上纠正政绩观偏差。“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纠正政绩观偏差就要从思想根子上治本抓源，深挖病灶。“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党性为镜，审视叩问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找差距、明不足、挖根源，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去腐生肌，持续不断强化党性修养，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将党性原则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行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买球的app，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只有始终坚守这一党性原则，始终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才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能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是检验党性纯不纯最尖锐、最灵敏的试金石。古人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对党员干部来讲，是有坚定理想信念，还是满脑子功利私欲，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行为举止。焦裕禄同志之所以被誉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之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在人民群众心中铸就永恒的丰碑，从根本上说就是源于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有的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甚至到了欲壑难填、蛇欲吞象的地步……对这些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剖析得很透彻，直指问题要害：“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有的人政绩观出了偏差，就是因为忘掉了本分，混淆了界限，把公私关系搞颠倒了。公私问题不过关，正确政绩观就树不起来，政绩观错位就在所难免。

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党的性质决定了每一名党员要为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根本利益而奋斗，而不是把个人或局部的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性质宗旨出发深刻叩问：“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吗？”中国共产党是把“立党为公”写进党章的政党。今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的第一条就是“立党为公”。党员干部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把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

站稳人民立场，把准政绩观的正确方向。“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不变的信念。在福建工作期间，谈到自己的从政理念时，他说，要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要你当官，不是叫你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搞自己的‘根据地’，来当‘山大王’。在其位谋其事买球的app，谋共产党的事，谋社会主义的事，不是谋你自己一家一户的事，不是谋你小集团的利益。”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对于为官之道进行深入思考：当干部的，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这些朴素的话语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当舞台上端端正正的官，把公心挺在前面，看淡个人得失，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

学习越深，接受教育越多，就越能坚强党性。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样把理论学习摆在重要位置，强调要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党性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要坚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修行靠实践，功到自然成。共产党人的修养不是靠面壁坐禅获得，而是靠实践的积累、升华；共产党人的成功不是靠神仙上帝赐予，而是实践的必然结果。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的重要标志。现在，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最广阔的舞台。每一名党员都要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买球的app，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在破解难题中提升本领，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赤诚。

组织教育管理是党员干部增强党性、端正政绩观的重要保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那是炼不出钢来的。党员干部只有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反复锻炼，才能坚强党性、百炼成钢。要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增强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严格的管理监督是“围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如何正确看待和行使手中权力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果围栏形同虚设，或者笼子扎得不紧，歪风就防不住、私欲也挡不住。党员干部只有在严密而有效的监督约束下履职用权，才能行为端正、行稳致远。要自觉接受组织教育管理，习惯在监督下开展工作，严格执行党的各项纪律规矩，使党员干部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中校准政绩观，确保手中的权力始终用于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如果戒尺高悬不用，或者敲打不痛不痒买球的app，那就起不到震慑作用。只有让戒尺常悬于心头、警钟长鸣于耳畔，才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深入剖析违纪违法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部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带来的严重危害，在深刻的警醒警示中筑牢思想防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党性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必须引导党员干部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为政之道，修身为本。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是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贯穿干事创业的全过程，把党章各项规定体现到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自觉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将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宗旨、党员义务、组织原则等要求内化于心，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确保政绩观不偏离党的初心使命。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实践中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大多数错误政绩观是从忽视小事小节逐渐扭曲的，对背街小巷的民生小事嗤之以鼻，对上镜显眼的形象工程趋之若鹜，对长期见效的潜绩工作缺乏耐心，对纸面繁华的竞赛项目急功近利……最终偏离了为民造福的初心，把政绩异化为谋取升迁的筹码。境界升于自省、名节源于修养，党员干部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在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己，以“检身若不及”的自觉，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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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买球的app，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买球的app，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买球的app，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买球的app，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买球的app，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买球的app，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买球的app，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买球的app，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买球的app，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买球的app，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买球的app，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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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与陈某曾是夫妻，因感情破裂选择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婚生子小迪（化名）跟随母亲陈某生活，父亲徐某每月按时支付抚养费，并依法享有定期探望孩子的权利。然而买球的app，离婚后，两人心结难解，过往的矛盾让日常沟通频频受阻，探望孩子的约定也一再被搁置。徐某日夜思念幼子，却屡屡无法相见，无奈之下只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希望依法行使探望权。

法官特意将双方约至法院专门打造的家事调解室。这里没有法庭的庄严肃穆与局促紧张，取而代之的是温馨柔和的布置，为沟通营造了平和的氛围。调解过程中，法官采用“背对背”的柔性沟通方式，耐心倾听陈某与徐某各自积压已久的委屈与诉求，不偏不倚、细致疏导。一方面，法官向双方详细讲解有关探望权的法律法规，明确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探望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依法行使探望权是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法官立足人情事理，反复劝导双方放下过往恩怨，摒弃对立心态，始终坚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多站在两岁小迪的角度换位思考，让孩子在完整的亲情陪伴中快乐成长，才是为人父母最该坚守的初心。

借着现场融洽的氛围，法官趁热打铁，与双方就探望的具体细节反复沟通、细致协调。从探望的固定时段、线下陪伴的具体方式，到平日里视频连线的频次，每一个环节都充分兼顾双方的实际情况与孩子的成长需求，最终促成双方达成长效探望方案：固定时段线下陪伴探望，让父子拥有面对面的亲密相处时光；平日里父亲可通过视频连线与孩子闲话家常，实时陪伴孩子成长，全方位维系亲子亲情，为孩子的成长筑牢双向守护的港湾。

探望结束后，徐某与陈某及双方家属，都对法院的柔性执行、温情调解工作给予高度肯定，纷纷向执行法官表达由衷的感谢。这场没有硝烟的执行纠纷，以一声稚嫩的呼唤为开端，以温情的调解为桥梁，以圆满的团聚为结局，不仅化解了当事人的矛盾，更守护了未成年人的亲情权益，彰显了宝坻区法院为民的初心与温度，让法律的刚性与司法的柔性完美交融，为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注入暖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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